戈斯拉尔座次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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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slar Precedence Dispute

戈斯拉尔座次之争(Goslar Precedence Dispute, 德语: Goslarer Rangstreit)于1063年圣灵降临节(Pentecost)在戈斯拉尔的圣西蒙与圣裘德修士集团教堂(Collegiate Church of St. Simon and St. Jude)爆发，一开始是关于座次的争论，后来发展成了武力冲突并造成了许多伤亡。事件的背景是中世纪初期的法律体系，座次等级主要取决于个人的忠诚度与随时都可被赋予或撤销的特权。

对于座次的需求

在中世纪的社会体系中，等级的象征与仪式是与实际上的权力与收入挂钩的。在仪式场合的座位顺序就是这种等级的表现方式之一。在仪式上坐得离国王或其他高级别人士越近的人，就比出席的其他人享有更大的权利。因此，当职责与管辖范围的界限并不清晰时，就经常发生“座次之争”。这些争论很少以和解来结束，因为根据历史学家格尔德.阿尔托夫(Gerd Althoff)的观点，“让步或放弃将有利与争端中的另一方……因此这个选择是根本不会被考虑的。”但还没有哪次座次之争像这次一样演变为武力冲突，这次的戈斯拉尔座次之争发生在富尔达修道院院长维德拉德(Abbot Widerad of Fulda)与希尔德斯海姆主教赫兹洛(Bishop Hezilo of Hildesheim)之间，造成了许多伤亡，后续还引发了一次僧侣们的叛乱。

座次之争的过程

富尔达修道院院长维德拉德与希尔德斯海姆主教赫兹洛曾两次在戈斯拉尔的圣西蒙与圣裘德修士集团教堂中对于他们谁该坐在美因茨大主教(Archbishop of Mainz)身边而发生争论。

1062年圣诞节的座次之争

在1062年圣诞节的晚祷(vespers)中他们发生了第一次争论。实际上等级比主教低的富尔达修道院院长要求这个座次可能是基于富尔达修道院与美因茨大主教之间历来特殊的关系：富尔达修道院是由美因茨大主教圣博尼法斯(Saint Boniface, Archbishop of Mainz)建立的。许多帝国与教廷的特权都被赋予给富尔达修道院与院长，因此院长有着一种特殊的地位。比如，富尔达修道院拥有“独免权”(exempt)，其院长拥有更高的等级(primate)与穿戴主教服装(episcopal pontificalia)的权利。

而希尔德斯海姆主教则坚持，他主教的地位不能被任何人超越，而这里不属于他的教区内，因为戈斯拉尔大教堂也拥有独免权，不属于希尔德斯海姆教区而直属于教廷。

这次的争论演变为扭打，而巴伐利亚公爵诺特海姆的奥托(Duke of Bavaria, Otto of Northeim)则直接插入他们两人之间终止了这次争吵。奥托裁决了这次的座次之争，将座次的权利判给了富尔达修道院院长。

亨利四世在弗赖辛(Freising)度过了1062年的圣诞节，在二人的这次第一次争论中没有出场，这使托马斯.黑基拉(Tuomas Heikkilä)怀疑这次会议是由美因茨大主教召开的宗教会议(synod, 由宗教领袖召开的会议)，可能是为了反对科隆大主教安诺二世(Anno II, Archbishop of Cologne)的过渡政府而召开的。

1063年圣灵降临节的座次之争

在1063年6月7日，圣灵降临节前的星期六，同样的争论又在晚祷时发生了。而这次的情况有所不同：亨利四世出席了这次仪式并且正在召开帝国会议(Hoftag)。希尔德斯海姆主教赫兹洛认为他主教的地位应当获得优先的座次。

赫兹洛知道富尔达修道院院长维德拉德会坚持他在1062年圣诞节时获得的地位，赫兹洛已做了战斗准备，在圣台(altar)后面布置了武装人员，由不伦瑞克伯爵埃克伯特(Egbert of Brunswick, 后来成为了迈森藩侯埃克伯特一世(Egbert I, Margrave of Meissen))指挥。当他们听说教堂的中殿又一次爆发了争论，他们便用棍棒将富尔达修道院院长赶出了教堂。这些武装人员随后自行转身回到了教堂。赫斯费尔德的兰伯特(Lambert of Hersfeld)在他的《编年史》(The Annals)中记载了接下来发生在亨利四世眼前的冲突：

在圣坛中央，在僧侣们的诵歌声中，一阵骚乱爆发了：只不过他们现在不只用棍棒了，他们在用剑打斗。激烈的战斗爆发了，人们的吼声与将死者的呻吟声取代了赞美诗的歌唱声，回荡在教堂中。在上帝的圣坛上人们被残忍地杀害；先前因为宗教习俗才取血的教堂现在因为残酷的杀戮到处血流成河。希尔德斯海姆主教找到了一个较高的位置，他像吹响了军号一样催促着他的手下勇敢战斗，使他们不再因在神圣的教堂使用武器而顾虑，在他们面前树立了他的权威和对行动的许可。双方都有很多人受伤，被杀，死者中有富尔达修道院的旗手雷金布多(Reginbodo)，还有埃克伯特伯爵最忠心的属下贝罗(Bero)。国王(严格来说亨利四世继位后很久都没有在罗马举行神罗皇帝的加冕仪式，因此很多时候都称他为国王)大声地朝骚乱的人群呼喊，恳求他们停止打斗，用他的王权要求他们停手，但他根本是在对牛弹琴。国王在随从们的请求下，为了自己的安全决定离开这里，他艰难地穿过拥挤的人群，回到了宫廷中。

——选自赫斯费尔德的兰伯特的《编年史》

座次之争的结果

第二天由亨利四世召开了对此事件的调查会。亨利四世宣布富尔达修道院院长维德拉德负全部罪责。院长最终摆脱了对自己的这项指控。

根据赫斯费尔德的兰伯特对事件的记载，这一结果似乎令人惊讶，但兰伯特的记载并不是客观的。在戈斯拉尔座次之争的那个时代，帝国的修道院与主教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兰伯特作为赫斯费尔德修道院的成员，是站在富尔达修道院院长维德拉德一边的。在他的记载中希尔德斯海姆主教赫兹洛的行为可能被夸大地描述了。

希尔德斯海姆主教赫兹洛被指控将一群武装人员部署在戈斯拉尔的教堂中，并且对此事谋划已久。富尔达修道院院长维德拉德则被指控在唱诗进行时带人持剑发动了进攻。而希尔德斯海姆主教一方的人在大冲突爆发前“只”使用了棍棒。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希尔德斯海姆主教一方的不伦瑞克伯爵埃克伯特与亨利四世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亨利四世与埃克伯特的祖母都是施瓦本的吉塞拉(Gisela of Swabia, 吉塞拉的第一任丈夫是埃克伯特的祖父不伦瑞克伯爵布鲁恩一世(Brun I, Count of Brunswick), 吉塞拉的第三任丈夫是亨利四世的祖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康拉德二世(Conrad II, Holy Roman Emperor))，而他们的父亲则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埃克伯特还在凯泽斯韦尔特政变(Coup of Kaiserswerth)亨利四世跳船后救了他的命。而亨利四世对于富尔达修道院院长的指责也是值得注意的，亨利四世无视了富尔达修道院院长的一项教宗特权，教宗曾在999年让富尔达修道院院长直属于自己，这意味着只有教宗能决定罢免富尔达修道院院长。

为了赎免对自己的指控，维德拉德向亨利四世支付了赎金，可能也向赫兹洛与戈斯拉尔大教堂进行了赔偿。为了支付赎金他便卖出了修道院的领地。这使得富尔达修道院陷入了很深的财政危机中，并导致了一次僧侣们针对院长的叛乱。虽然维德拉德平息了大部分僧侣，还是有十六名僧侣前去与亨利四世交涉，指控维德拉德管理修道院的方式。这一次亨利四世站在了维德拉德一边。这次叛乱被视为是对宗教与世俗秩序的一次攻击，叛乱者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他们被鞭打，剃掉须发，叛乱的领导者们被开除出了修道院，其余人则被送到其他的修道院。